特稿：美国在乌克兰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用心险恶

　　近年来,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屡屡发生“意外病情”和卫生安全事故。国际社会对这些受美国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是否正秘密研制生物武器,产生了高度警惕和极大怀疑。然而,美方始终闪烁其词,以各种借口拒绝透露这些实验室的工作内容,使国际社会难以了解其真实用途。俄乌冲突的爆发让事态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随着战事推进,俄方从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的生物实验室起获大量文件和数据资料,揭开了美国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神秘面纱的一角。

　　一、愈多证据表明美国在乌克兰等全球多地开展生物武器研究

　　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而该项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其中,美方在乌克兰有26处实验室等设施,均按美国防部的命令运行,美国防部的代表有权参与乌方设施所有相关活动,而且乌方不得公开美方认定的“敏感信息”。

　　美军方在全世界设立这么多的生物实验室,真正的意图是什么?美军方科学家在这些实验室里到底干了什么?美国的行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国际社会对此早有疑虑。

　　近期,俄方则在乌克兰发现了大量美国利用这些实验室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的证据。3月10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名为“UP-4”的项目的目的是研究通过候鸟进行特别危险的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俄罗斯国防部披露,有项目文件可以证实,该项目的高风险研究“都是在美国专家的直接监督指导下进行的”。此外,俄方所获取的材料显示,美方还在乌克兰开展了“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并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将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的容器从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转移到国外;美方还在乌克兰开展对炭疽病和非洲猪瘟致病菌的相关研究,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被转移到国外;有关研究目的是为致命病毒病原体的隐蔽传播建立机制。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称,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证实,DTRA在资助和开展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生物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乌克兰研究人员的工资单更是清楚地表明,该机构直接支付了相关研究费用。

　　俄方的发现可谓触目惊心。但是,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仅仅只是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冰山一角。早在1942年,美国陆军便开始在其境内多个场所秘密开发生化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德特里克堡(简称“德堡”)生物实验室和达格威实验基地。二战结束后,美国聘用了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作为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还接手了731部队的大量生物战资料。20世纪50年代,德堡开始在美国本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达格威实验基地则储存并测试着全世界最危险、最致命的生物和化学试剂。自建成运行以来数十年时间里,两处设施更是屡屡发生事故,严重危害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

　　在美国境外,美国军方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的蛛丝马迹同样俯拾即是。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通过媒体揭露美国在其国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据他介绍,五角大楼在2017年开始拨款约10亿美元资助格鲁吉亚建设生物实验室。此后,格方曾发现包括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一系列流行病,还记录到以前从未在格境内出现过的热带蚊子品种。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了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的问题。韩媒称,美国在韩的4个生物实验室,在2009至2014年间进行了多达15次炭疽杆菌试验,且一直向驻韩美军提供活体炭疽杆菌样本,驻韩美军还在未告知韩国政府和当地民众前提下,进行了肉毒杆菌等多种剧毒物质的试验。在乌克兰,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存在也毫不意外地与严重传染病的暴发存在交集。2016年1月在乌克兰哈尔科夫,两天内至少有20名军人死于流感样病毒,此后疫情开始扩散,截至当年3月,乌全境报告有364人死亡。

　　二、美方回应更令人疑窦丛生

　　自俄方披露相关证据以来,美国多名官员就相关议题发声,但各方表态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再加之美在生物武器领域一贯的双标表现和“黑历史”,其欲掩盖事实、逃避非法研究生物武器追责的嫌疑愈重。

　　一是美方始终未能讲清自己同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关系。根据美方曾公布的资料,美国防部对乌克兰境内26座生物实验室有绝对控制权。2月27日,美国防部“降低威胁合作计划”(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CTR)相关负责人罗伯特·波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未否认“美国在乌克兰存在生物实验室”的说法。而在俄罗斯曝光美国在乌克兰开展“生物武器研究”后,美方又以“控制”“运营”“资助”“援助”“合作”等话术形容美国与其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间的关系,表态摇摆不定、疑点颇多。

　　具体而言,3月10日,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在乌运营着十余家生物实验室”。然而,美副国务卿纽兰称美乌之间的生物实验项目是彼此合作,美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仅承认美“正在”或“曾经”在生物实验室方面予乌“援助”。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更否认美“运营”在乌生物实验室的说法。

　　美方这种极力闪烁其词、混淆视听的做法,使国际社会对其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用途疑虑倍增,其所竭力掩盖的真相,恐怕正是美国在进行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生物武器开发工作。

　　二是美方始终不肯讲清在乌克兰进行的生物实验内容。多年来,美方借“公共卫生安全”“防御性研究”以及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等说辞明目张胆推进生物实验。根据美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苏联解体后美国就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开展了CTR相关工作,不断加强生物研究,其内容远远超过“减少威胁”所需。俄方披露美国在乌克兰开展生物武器研究后,美方一再强调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在监控和应对传染病暴发方面发挥的作用,拒绝将生物实验武器化的说法。

　　但是,面对俄方指责,美国又迫切销毁相关研究痕迹,向乌实验室发出销毁、转移危险病原体的紧急命令,竭力避免在乌克兰实验室中的生物研究材料落入俄手,其反应备受质疑。俄中亚问题专家德米特里·波波夫指出,美方的目的在于避免这些生物制剂样本成为其进行生物武器研发的物证,是心虚的表现。多家国际媒体指出,由于美国未公布具体实验内容,美方生物军事化活动的真实目的和安全性令人生疑。鉴于生物武器的进攻与防御很难区分,美借生物实验之名行生物武器化之实的嫌疑实难洗脱。

　　三是美方对建立生物武器多边核查机制极力推诿,唯恐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曝光于世界。美方始终坚拒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于2001年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为由,单方面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尽管多家美国著名智库和许多美国学者多次发表文章,强调美国应加入该公约核查机制、塑造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领导力,美国官方却置若罔闻。

　　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和具体问题调查方面表现出的仓惶丑态,不禁令世人怀疑其究竟在掩盖什么。如果美国在其全球生物实验室中的所作所为都像其说的那样,是为了“减少威胁”,又为什么不允许国际核查呢?

　　四是美反称俄罗斯散播“虚假信息”,却无法自证清白。俄方曝光相关信息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俄方指控是其“乌克兰剧本的一部分”;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称俄在“发动信息战,为攻击乌克兰找理由。”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该问题时,美方表示俄举动是在为其可能发起的生化武器攻击进行辩解。美国媒体更大肆叫嚣,称俄在为对乌发动生化战释放烟雾弹,企图将这一黑锅甩给美国。

　　然而,相比俄罗斯提供的翔实证据,美方除了一句“虚假信息”的说辞,再没有发布其他有效信息,没有拿出任何可以证明其研究是为了维护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的证据,更加重了国际社会对美方行为的警惕疑虑。

　　三、美国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的险恶意图逐渐暴露

　　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如此大费周章在全球建立生物实验室网络、秘密开展生物武器研究,又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紧急销毁、转移相关资料,不难看出其用心之险恶。

　　一是研发致病性强、污染面大、传染途径隐蔽、成本低、难以防治的“新型”生物武器。众所周知,生物武器使用的病原体多为导致烈性传染病的微生物,少量使用即可使人患病,在缺乏防护、人员密集、平时卫生条件差的地区极易传播蔓延;如果直接喷洒含有病原体的生物气溶胶,则可随风污染非常广大的地理范围;有些生物武器病原体存活时间长,不易被侦察发现,可长久作为传染源。而生物武器的制造成本又十分低廉,堪称“廉价原子弹”:1969年联合国化学生物战专家组统计,当时每平方公里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传统武器为2000美元,核武器为800美元,化学武器为600美元,而生物武器仅为1美元;现在,只要把100公斤的炭疽芽孢经飞机、航弹或生物媒介携带等方式散播在一个大城市,就会危及300万市民的生命。

　　从俄方和其他各方已经发现的证据、线索来看,美方在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利用生物武器具有的这些“优势”,研究更“先进”、低成本的生物战剂和“隐蔽传播机制”。俄方在美国控制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中发现的大量蝙蝠、鼠、禽类等病原体宿主和众多高致病性病原体,其功能都指向了类似用途。

　　二是打着“生物武器防御”的幌子,行开发进攻性生物武器之实。美国通过大力推动所谓“生物武器防御”研究,屡次踩踏《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红线。《纽约时报》2001年报道,一项始于克林顿时期的秘密生物研究模拟了敌对国家或恐怖分子制造生物武器的主要步骤,包括组装细菌武器工厂、制造苏式细菌炸弹模型等。2006年,《华盛顿邮报》曝光美国政府正秘密筹建生物防御实验室,将用世界上最危险的细菌和病毒模拟可能的恐怖袭击。美国以“防御”为名频繁模拟生物武器攻击,为秘密研制进攻性生物武器提供极大便利。

　　美国《今日军控》杂志曾多次披露美方疑似违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举动。2003年2月,美国陆军获得一项可发射生物制剂的步枪装置,曾任美国裁军大使并参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谈判的詹姆斯·伦纳德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很难划清研发该装置与制造生物武器的界限。2008年,美国两个著名核武器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决定开设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研究炭疽、布鲁氏菌、鼠疫等严重威胁公共健康和安全的病原体。有军控专家质疑,美国为何在武器研发机构内建立P3生物实验室?在严格的保密限制下,美方如何做到公开透明,以证明研究的和平目的?

　　三是为研发生化武器不惜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美国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医学院教授伦纳德·科尔在著作中详细记录了上世纪50—60年代美军利用普通民众进行的大量秘密生物武器试验:1950年,美国海军在旧金山市大量喷洒芽孢杆菌和粘质沙雷氏菌,导致11人入院,其中1人死亡;1951年,美军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补给中心针对非裔美国人投放可引发肺部疾病和哮喘的烟曲霉孢子;1957—1958年,美军在密苏里州和明尼苏达州等地释放致癌的硫化锌镉;1966年,美军方研究人员在纽约地铁隧道中释放芽孢杆菌等等。这些生物武器试验对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但在相关文件解密之前,公众对此一无所知。

　　近年来,美国生物实验室事故多发,周边疾病频现,更是令人怀疑其真实原因。《今日美国报》曾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2019年7月,德堡因不明原因被短暂关停,几乎同时,自其周边开始出现了所谓的“电子烟肺炎”疫情,其症状同后来的新冠肺炎高度相似。2015年的一次调查则发现,过去10年间达格威实验基地所保存的活体炭疽杆菌样本通过联邦快递等快递运营商邮寄至美国和其他9个国家总计194间实验室。从德堡的数次病毒泄露,到达格威实验基地误寄的炭疽样本,美国生物实验室事故之频繁、失误之低级令人咋舌。

　　美国拥有全球顶尖的生物技术,美军生物实验室具备高度机密性和严格防护规范,仅以人为失误或意外因素解释屡次出现的严重生物泄露事故,实在难以令人信服。美军历史上的累累恶行与现实中的可疑现象相互叠加,催人发问:美国生物武器研制及人体实验是否仍在秘密进行?警钟犹在耳。这些“意外”之外,还有什么不令人意外的原因,恐怕还要再过上几十年,人们才能知晓。

　　四、美方行为严重违背国际公理良知

　　生物武器是人类公敌,其开发、测试、储存、使用都可能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带来灾难性影响。美国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对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的赤裸裸的践踏。

　　一是美方行为严重侵害基本人权,践踏人类良知底线。生物武器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构成无差别的、长时间的严重危害,且难以控制危害面,其开发和使用是一种国际公认的严重侵害基本人权的行为,是对全人类的严重罪行。美方长期以人权卫道士自居,对别国人权领域的进步选择性失明、不惜编造别国“侵犯人权”的谎言,动辄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对别国内政横加干涉,甚至发动制裁和战争。而美国自己却在背地里开发为世人唾弃的生物武器、进行人体实验,足见其“人权观”之虚伪、“价值观”之扭曲。

　　二是美方在生物武器核查方面大搞“美国例外论”,彻底背弃国际公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世界军控和裁军进程的重要成果,建立履约多边核查机制是确保公约落实、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期待。然而,美方20年来独家反对建立公约多边核查机制,造成相关谈判长期停滞不前,为其自身开发生物武器大开方便之门,更为全球生物安全带来了不尽隐患。

　　三是美方大搞针对他国的生物武器“实验”,严重破坏国际安全伦理。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需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方式,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基本的安全伦理。而美方在其认定的“战略对手”周边大量建立“生物实验室”,“研究”以“隐蔽”的方式向相关国家传播高致病性生物毒剂,图谋的却是以他国的高度不安全来换取美国的所谓“绝对安全”。美方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国安全,也必然会因生物武器的高度不可控性而危及自身安全、动摇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安全基石。

　　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有着严重关切。美方不应该再做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任何活动,应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尽快公布相关具体情况。也只有如此,才有助于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履行国际义务的信心,有助于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