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打破寂静重生烟火气，需成都式刺激

　　作者：曹林

　　看到成都城管这个规定，挺感动。城市寂静了这么久，甚至寂静到让人害怕，才更知道那种烟火气多么值得呵护。车水马龙不只是生计，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听到街头商贩的叫卖声吆喝声，心理上才会从疫情中走出来。

　　成都正式发布《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为之前受限的流动商贩创造宽松的氛围：在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占道夜市。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超出原来划定停放点，占用城市道路停放车辆，方便群众骑行。

　　从宽松的“五允许”中能感觉到一个城市对烟火气有强烈渴望，经历了这种长时间不正常的寂静后，才更知道平常甚至厌烦的喧闹有多可贵。让流动商贩先活跃起来，让人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善意，这样的开禁，不只是让城市活起来，更是让低收入者有了活路。走街串巷路边摆摊的，多属于低收入人群，城市近两个月只维持较低限度的运行，这段时间蹲家里没收入，一般白领都可以承受，起码还可以网上办公，但摊贩缺乏这种在线资本和转身能力，收入刚性，抗风险能力非常弱。疫情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冲击，对这些需要靠街头摆摊养家糊口的零就业家庭来说，冲击甚至是致命的。所以张文宏说，再不复工，致命率将超过病毒感染。

　　宽待流动商贩，允许临时占道，越门经营，占道夜市，在平衡防控与管理中最大限度地给商贩开工空间，这种人性化之举既给了城市活力，也给了商贩活路。最近不少地方领导都在为本地复工复产绞尽脑汁地营造氛围，有的上街点小吃，有的出席开工仪式，有的逛夜市，相比这些自上而下的“领导路线”，成都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平民路线”：作为城市商业生活的毛细血管，商贩流动起来，街头活跃起来，有了烟火气，城市就有了该有的生气。

　　为了帮中小企业渡难关，此前各地都出台了不少政策，这段时间，该减的税都减，可以免的费都免了，房租能不收的就不收，给企业缓解了很多压力。但像这种流动商贩，他们的弱势在于，弱小到够不着享受那些优惠，减免房租，房子那么贵，他们根本租不起，无处摆摊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像成都这样放宽监管政策，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是用公共政策的调节赋利于民。商贩有了活路，居民享受到了便利，城市有了休养生息的空间。

　　疫情下城市可怕的寂静也许更让我们明白，城市之所以称为城市，光有高楼大厦是不行的，还要有车水马龙，有喧闹的叫卖声。理查德塞纳特对城市的经典定义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大街空无一人，没有了相遇的机会，城市就不是城市了。流动的商贩，也是一个城市让我们可以相遇的活力之源，商贩要生存，我们要生活，人间烟火可能比光鲜的外表更重要。

　　当然，成都的这种新规可能是阶段性的，宽松是暂时的。我还是希望，这种阶段性的宽松能在实践中作一种尝试，商贩们善用这种宽松的放权，不扰民，不影响通行，不带来环境卫生的问题，与市民和管理和谐相处，使宽松不产生负外部性，不影响防控效果，也许会被接受为一种常态的善治措施。

　　成都的这种对流动商贩的放权，让我想到，不仅应该效仿具体的城管政策，还应该学习这种让企业和行业休养生息的政策导向，宽松，审慎包容监管，就是让受到重创的行业或个体能够有休养生息的空间，经过疫情折腾，不只是流动商贩，很多受到大冲击的行业企业都需要休整才能缓过劲来。光让复工复产，是不行的，停了这么长时间，哪有能力说复工就复工、说恢复就恢复，需要公共政策去帮他们调养和缓冲。

　　复工复产，不是一纸复工令就行，而需要休养生息、包容宽松之善政的驱动，像对待流动商贩那样，该宽松的宽松，该松绑的松绑，该包容的包容，起码一段时间才能缓过劲来。这种休养生息的政策性红利，可能比发多少消费券更有长效，更能让社会在疫情重创后恢复常态。

　　（文章转载自：“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